在中国做黑人教师令人沮丧

Anthony Facey 搬到上海教英语，从未想到自己会遭遇偏见和障碍

“Anthony 老师”——这就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上海 Eden Dream 幼儿园孩子们时的称呼。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天：我坐在白板前，面对满教室盯着我的韩国孩子，试着教自然拼读，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伦敦长大，让我了解了不同文化和信仰。当我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要搬到中国时，他们既不解又困惑：为什么有人会想离开？

我承认：我曾天真地以为自己能轻松融入一个拥有新语言和新传统的地方。在英国，我只是人海中的一张脸；在中国，我却像鸽群中的孔雀一样醒目。对中国人而言，我是 lÇŽowài（外国人），先被看作黑人，再被看作英国人——即便如此，有人仍不相信我是英国人。有人说我是美国人、南非人和澳大利亚人——显然，伦敦东区口音无法翻译成中文。

在上海的第一年，我遇到了许多挑战：思乡、陌生习俗以及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我最大的障碍是语言，而几次尴尬的普通话交流让我只想跑回家，用毯子蒙住头躲起来。

我记得走进一家餐厅，看到菜单上满是像象形文字和弯曲线条一样的内容，顿时不知所措。我茫然地站在那里，柜台后的女士不耐烦地等我点餐。

找工作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我不符合人们心中“英国教师”的样子。许多教学中介说，一些学校甚至会因为我的肤色而拒绝面试，仿佛简历上只要写着白人就具备了全部技能。

第一年令人沮丧。

我不得不成为自己族群的代表

不过，我最终看到一则英语教师招聘广告，工作地点是一所距公寓十分钟的小型韩国幼儿园。但如果这十分钟意味着从能接触少数外籍人士变成一整天见不到另一个老外，就会让人很畏惧。一周后，我接到电话，被邀请参加面试。

几天后，我西装革履地到达，准备参加一场漫长面试。到达后，园长鞠了一躬，然后指着我的鞋。我非常困惑，但还是脱鞋走进幼儿园。韩国常识：进入韩国家庭前要脱鞋，否则会被视为不尊重，因为清洁是其文化的重要部分。真希望我早些知道。对方拿出各种拖鞋让我选择，但没有一双适合穿 10 码鞋的男性，所以最初几周我只能穿袜子上课。幸好有地暖。

与我工作过的其他学校相比，新学校规模很小。这里只有五间教室，我教所有三至七岁儿童英语。有些年级只有六名学生，其他班有20名。每个班都有一名韩国或中国教师，我在各年级间轮换授课。多数孩子以前从未和西方人接触，更不用说一个高个子、留着非洲发型、笑容调皮的黑人。我的外甥说，他想象我会教“innit bruv”或“you get me”这样的伦敦俚语。

第一次见到学生和同事时，场面十分有趣。有些人忍不住咯咯笑，还有一个孩子吓得尖叫着跑出教室。她花了大约一年才习惯我炯炯有神的目光，但最后走到哪儿都跟着我。有一阵子，我的外表成了大家好奇的对象；一些学生会从其他教室盯着我看，等我朝他们看去时又躲起来。

胆子较大的学生会不由分说触摸我的头发和皮肤，仿佛发现了需要解剖研究的神秘生物。他们叫我“巧克力老师”，并不理解这些词的含义。这不是种族主义，只是缺乏认知：孩子说话直接。我的皮肤像巧克力，我又是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么简单。我曾比较双方肤色，告诉他们我们都是棕色，只是我颜色更深。但他们一直称自己是黄色，最后我放弃了。

每逢新学年开始，我都会听到那些令人恐惧的话，然后再次经历同一过程。我很快发现，问题不只来自学生；我遇到的大多数成年人也缺乏理解，或无知又无礼，只有少数例外。我不仅要当教师，还必须在努力做自己的同时，成为自己族群的代表。这带来很大压力。

因为我不会说韩语或普通话，沟通不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人给我一本自然拼读教材，要求每天教一页。书中内容不足以支撑一小时课程，于是设计英语课程的责任完全落在我身上。没有导师指导，我只能学会超越课本思考并规划课程，还要在把每个孩子视为独立个体进行评估的同时，学会更有创造力、更活泼地教学。

寻找共同点

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外籍教师，我受到尊重，意见也得到重视。校长允许我犯错并尝试新的教学方式。我很幸运，与勤奋坚定的同事共事；他们帮助翻译、协同授课并让学生跟上进度。那些学生是我教过的最守规矩的一群孩子。

我后来还在中国其他几个地方工作过，但再也没有与教职员工和孩子建立同样的联系。我去上海前并没有预设那里的生活会怎样，只是保持开放心态、积极面对变化，并享受这段充满奇怪、美好时刻和新可能的独特经历。我有机会前往一些如果留在伦敦绝不会看到的地方。

我学习了新语言和新习俗，成为丈夫、父亲、榜样和教师。教学工作富有创造性，需要关怀，既困难又有趣，也非常耗时；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在用头撞墙。但我获得了启发学生的机会，看着他们成长并变得更自信。

我们相互学习。我发现不必说同一种语言，只需要耐心寻找共同点。

来源：  Anthony Facey | www.tes.com